此時的馬克思正寓居倫敦，恩格斯則住在曼徹斯特，博覽會的舉辦引起他們的極大興趣。他們不僅記述了博覽會的盛況，還特別關注了展會的新技術和新產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寫道：“1851年，瓦特的后繼者，博耳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了遠洋輪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機。”
馬克思恩格斯用較大篇幅論述蒸汽機，與當時的社會生產有著密切聯系。在工業革命中，隨著采礦業的迅速發展，礦井越開越深，用來排水的人力和畜力越來越滿足不了社會需要。同時，勞動力缺乏也促使人們發明新的機器甚至生產流水線，以提高生產效率。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提供較大動力的蒸汽機應需而生。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蒸汽機被廣泛應用在工業生產中，說明“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
馬克思恩格斯敏銳地把握住科技創新的本質，認為應該面向人的需求，從客觀實踐中尋找科技創新的動力。梳理他們的著作，關于人的需求推動科技創新的觀點，基本融匯在了他們的歷史唯物論及政治經濟學思想之中。
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批判蒲魯東關于機器問題的唯心主義認識時指出：“當市場發展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于是人們便想到應用18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批判有關“自由”的唯心主義認識，認為大工業所造成的生產集中“要求新的交通工具來迅速而大量地運輸其產品”“當馬車和大車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經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要求……人們就發明了火車頭……這種發明的可能性甚至絕對必要性，是由實際情況產生的”。
從19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馬克思恩格斯更加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提出“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強調“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從生產實踐的角度分析人的需求與科技創新的關系，還站在歷史角度進行分析論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計算尼羅河水的漲落期的需要，產生了埃及的天文學。”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和其他一切科學一樣，數學是從人的需要中產生的：是從丈量土地和測量容器，從計算時間和制造器皿產生的。”1894年1月，恩格斯在寫給青年學生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說：“整個流體靜力學（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和17世紀調節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產生的。”關于人的需求對科技創新的重要性，恩格斯進而認為：“社會一旦有了技術上的需求，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推動科學的前進。”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一切的社會生產維護的都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為我們的科技創新事業作出了指引：新技術的產生在于人民群眾的潛在需要，人類社會的發展需求是科技進步最根本的動力。
在領導科技創新發展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將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作為落腳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最現實、最迫切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科技發展實際，緊密結合全球科技創新發展新態勢，將科技發展擺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核心地位，始終堅持科技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要緊貼“新時代社會民生現實需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
近年來，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多次提及“發展民生科技”。圍繞民生科技發展主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得到貫徹落實與持續推進。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出重要部署，強調“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事實證明，科技成果只有同國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三級跳，才能真正實現創新價值、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子平）
